陪陌生人看病:有患者見到醫生緊張得說不出話 無法描述病情
2021年06月19日08:09

  原標題:陪陌生人看病

  來源:中國慈善家雜誌

  文| 魏芙蓉

  王印林的包里總少不了這三樣東西:一瓶無糖無鹽的礦泉水,一個無糖無鹽的麵包,一張應付冗長隊伍的小板凳。都是為同行者準備的。

  醫院像是一個迷宮。孤獨、恐懼、茫然困住了難以計數的人。站在他身旁的,往往是懷抱病童的慌張父母,不敢獨自面對疾病的中年人,以及智能系統前手足無措的老人。

  像王印林這樣的職業陪診員,正在成為都市里的一種新興職業。為了搶到緊俏的號,有陪診員同時動用三部手機,更換電腦CPU,“十搶九中”;他們熟練掌握節約時間的竅門——哪個角落的抽血隊伍人最少,醫生開出的眾多檢查單如何設計次序在最短時間內做完;有時他們也要遍尋北京、上海、廣州多地,只為幫患者找到最好的醫療資源。

  他們在醫院日複日的人潮里湧動,希望借這份陪伴彌補未竟的遺憾,又在其中窺得現實和淡漠人情。

  以下內容根據兩位職業陪診員的口述整理:

  秦天 28歲 上海

  “生死離別直接推到我面前”

  我做陪診不到一年,跑得最多的是上海複旦大學附屬腫瘤醫院。前段時間,我遇到一位六十多歲的阿姨,她兩年前得了癌症,動過手術治癒了,但最近覺得身體不適,來上海複診。

  我們幫她掛到了上海一個比較好的專家號,她的子女沒時間來,只有老伴陪在身邊,老人都不懂醫院的就診流程。我陪他們去腫瘤醫院,導醫、陪護。阿姨心態好,平時保養得不錯,看起來只有50多歲的樣子,等待的間隙,她一直跟我描述她的小孫女,滿臉幸福。

  我之前是上海一家三甲醫院的護士,陪患者做完檢查,拿到結果的時候我大概就能知道這個患者的命運了。那天我幫她拿到醫院的化驗單,根據當時的指標來看,她的時間不長了,癌細胞惡化很快。

  我沒敢告訴他們,如果患者主動問,我也會有所保留。後來我陪他們進診室,醫生就說:癌細胞複發,情況很緊急,擺在你面前的路只有化療。她身邊的老伴整個人都傻掉了,臉色蒼白,眼淚快要流出來,有點不知所措。阿姨卻反過來安慰老伴,說沒什麼大問題啊,人到了這年紀肯定會生病會死,她特地交代老伴:等下回去不要跟兒子說這麼重,就說是普通的炎症。

  我們出了醫院後,來接她的兒子第一時間幫媽媽開車門,仔細調好座位,問媽媽覺得怎麼樣,媽媽說不是什麼大問題。他們給人印象就是很孝順的兒子,和一位總為孩子著想的媽媽。

  這種時候我都會覺得特別難受。我想到了我爸爸,他50多歲,也是得癌症走的。之前我和我媽都不知道,直到今年大年初一他在家休克被送到醫院,醫生說是肺癌晚期,他從確診到離開整個過程不到10天。

  那時候我剛換工作,做陪診這行不過幾個月。我每天陪別人看病,卻不知道我自己的爸爸生了病。醫生說他的肺癌其實在兩三年前就開始出現了症狀,我爸那幾年定期會去醫院做檢查,但檢查結果他從不給家人看。

  我爸走的那天,我從淩晨1:00開始,我一直給他循環放一首歌《幸福一家人》,那時候他已經有三天不能講話了,不能自理,只能吃流食。我半夜用水給他擦身,用牙籤幫他把口腔清洗乾淨,我蹲在他身邊,握著他的手,跟他說悄悄話,我說你等我睡一覺,我起來再好好給你擦洗乾淨啊。但那天淩晨五點半,還沒等到我們約定的時間,他的瞳孔就開始放大了。

  我是在我爸生命的最後一刻,在他身體變得僵硬、我幫他穿壽衣的時候,我才知道生命有多麼脆弱。

  之前朋友介紹我進入陪診這一行,我很驚訝,發覺怎麼比我在醫院做護士工資還要高。但我爸去世之後,它對我來說意義就不一樣了,再也不是工資高低的問題。

  我所在的是一家健康諮詢公司,上海的醫療資源比較豐富,找到我們的患者首先是想通過我們更快獲取一些比較好的號源,比如專家號,然後才是導醫、陪伴的需求。費用也根據每個人的情況而定,一般都在千元以上。我現在一天至少要陪三四個患者看病,他們很多都是從外地來的、上了年紀的患者,他們掛特需門診,見到主任醫師時通常都會緊張得說不出話,無法描述自己的病情。

窗口前辦轉錄的老人 講述者供圖
窗口前辦轉錄的老人 講述者供圖

  所以每次接到患者的前一天,我都會提前做一些功課,分析他們之前的住院記錄和檢查單,方便第二天跟醫生更準確描述病情。腫瘤醫院每天人都很多,我排過最長的隊排了四個小時,最忙的時候,一天下來喝不上一口水,一頓早飯抵一天。

  我一點都不覺得辛苦,我很愛我的工作。我覺得作為一個陪診員,在這些患者很不舒服的情況下,我能幫助到他們,就很好了,不管拿多少工資,我都無所謂,重要的是人命還在,讓親屬還能跟他們一起吃飯,讓他們的孩子有“爸爸”“媽媽”可以喊,我覺得是非常幸福的事情。

  5月中旬我遇到一個患者,他60多歲,肺部有積液,插了管,咳嗽得比較厲害,是坐在輪椅上被推著來到腫瘤醫院的。他當時還沒查出病理原因,老人自己可能也覺得是普通的肺部感染。

  我陪他去醫院掛專家號、做檢查,看到CT報告顯示考慮的是肺部的MT,意思是他的肺部可能有惡性腫瘤。跟我爸的情況很像。

  擔心肺部的癌細胞轉移到其他地方,醫生建議他們做一個全身檢查。老人的孩子很害怕,他們不知道如何接受這個結果,這時候醫生已經下班了,他們一直找我問,應該要怎麼辦,老人的身體狀況已經很差了,不知道還能不能經受這些檢查。我陪他們跑了醫院的好幾棟樓,差不多天黑了才做完這些全身檢查。

  肺部腫瘤的存活率其實很低,我悄悄跟他的兒媳婦說:先不要直接跟老人說,等活檢報告出來後,如果確診是肺部惡性腫瘤的話,我們就必須做好心理準備了。

  第一次陪診結束,我和公司強烈要求(這個客戶的)下一次服務也派給我,我想幫他去取報告,想陪同他接下來的所有看診。

  我陪著患者等了大概兩個星期,最近醫生根據檢查結果給他做出評估,說他最多有兩個月的時間了,癌細胞惡化很快並轉移到其他部位,如果做化療他都可能撐不到化療結束。最後家屬選擇回家保守治療,也就是打點止痛藥。老父親剩下的日子將是按天算的。自始至終我們都沒有把這個事實告訴老人。

  我覺得好遺憾,好無力。我做護士期間也接觸不少醫生和患者,但之前可能覺得生活里最重要的事情是玩,就連工作也是以比較放鬆的態度。而陪診,它總是把一些生死離別,或有關生命的重大決策直接推到我面前,你要面對它、接受它、處理它。我28歲了,我覺得我現在才開始成長。

兒童醫院里候診的家長和孩子。圖/CFP
兒童醫院里候診的家長和孩子。圖/CFP

  王印林 40歲 哈爾濱

  “我們服務過最多的就是老人”

  我本身是醫學專業出身,從事了很多年醫療工作。2018年,我們找了專門的公司做市場調研,發現陪診這一塊存在很大的需求,後來註冊成立了專門的陪診公司,到現在我做了三年多陪診員。

  我們現在的客戶以黑龍江省的為主,有偏遠地區來哈爾濱的省三甲醫院會診的,還有想跨省去北京上海就醫的。客戶最核心的需求大多是熟悉醫院的流程和佈局,然後更快更好地獲取醫療資源。一般來說我們不接急診單,也不接墮胎單,因為這可能涉及到人道問題。

  客戶中小孩、中青年和老年人都有。小孩生病的時候,大人如果不熟悉醫院的整體流程,容易慌,會特別盲目。而中青年人呢,很多人是很恐懼生病的,一些輕症狀會讓他們懷疑自己得了癌症。這些年輕人既不敢跟父母提到自己的病,又恐懼一個人上醫院,這時候他就會找到我們。

  我曾經接待過一位30多歲的小夥子,平時工作壓力很大,晚上休息不好,他感覺胃不舒服,反酸噁心,還出現了黑便的情況,他在網上查了後,覺得,“黑便了,我是不是得腫瘤了,得胃癌了嗎,還是腸癌啊”,他恐懼了好幾天又不敢去醫院,通過朋友找到我們,後來查明就是一個慢性胃炎的反應。我們碰到這種情況,不僅要做就醫流程上的引導,還要做心理上的安撫。

  黑龍江老齡化比較嚴重,我們服務過最多的就是老人,子女在外地為父母下單,由我們代替陪同老人進行一些常規體檢、看病。每次進到醫院,見得最多的就是圍著導醫的老人,“這個軟件怎麼下載”,“怎麼登錄”。現在的醫院都支持網上預約掛號、網絡支付,老人都不會使用;很多檢查,比如采血,到哪簽到、到哪候診,這些老人也都弄不清楚;現在連病曆都是電子的,患者在問診結束後自助打印,但老人們弄不明白,看完病就直接走了。所以很多老人從一開始進醫院就是茫然的,事無鉅細地,我們要陪著他們把這些流程一一走完。

王印林為患者準備的醫院縮略圖
王印林為患者準備的醫院縮略圖

  我們還和哈爾濱養老熱線和社區服務中心有合作,為他們那裡有需求的空巢老人提供服務。前段時間我們就接待了這樣一位老人,他有常年的慢性病,血糖和血壓都不穩,想去醫院做進一步檢查,但子女在外地,身邊沒有可以依靠的人,他只能找社區,社區又聯繫我們,我們為老人提供了專車接送和陪護。但事實上,像這樣能自主找到我們的都是一些經濟條件比較好的空巢老人了。

  大部分老人對花錢購買陪診服務是不太認同的,服務這類老人時,我們通常會提前和家屬對好口徑,自稱是他們家屬的朋友。而對中青年人群來說,他們覺得看病找熟人陪會欠個人情,托關繫掛專家號可能要欠下更大的人情,所以情願找我們花這筆錢。但總體來說,當前陪診服務還沒形成規模市場,人們付費購買的意識還比較弱。

  目前我們的陪診套餐有四個價位,省內的普通陪診298元,VIP服務998元;省外的分別是1690元和6990元。大家購買最多的是“298元,陪診4小時”的基礎套餐。我服務過不少VIP客戶,比較客觀地說,只有好的經濟能力,才能享受到好的醫療待遇。

  印象比較深的是一個45歲左右的客戶,他的疾病比較特殊,總是會不自控地睡著,隨時隨地,幾分鍾後又自然甦醒,甚至會在開車中“睡”過去,導致一個月交通肇事三次。

  他在黑龍江省內的醫院做了很多檢查都沒有診斷,後來找到我們,提出兩點需求:要明確診斷疾病,找更好的醫療資源。我們首先為他在內部組織了一次專家討論會,判斷他可能是神經、腦血管之類的疾病,然後建議他去北京宣武醫院、神經內科最強的地方就診,我們為他掛號,約最頂級的專家。他最後在北京確診為發作性睡病。

  跟這樣的強經濟實力相比,我們陪診中最常碰到的是一些窘迫狀況:有患者查出腫瘤了,但因為住院和手術費用,兒女分歧,家庭不和;還有更多的人,從偏遠的外地轉院過來,明確診斷了疾病是能治療的,但是家裡沒有經濟條件只能回去了。

  前幾年我自己生病住院,對這一點感受更深刻。同病房的60歲老人得了腦血栓,照顧他的一對兒女特別盡心,一開始擔心父親插胃管遭罪,他們就每天親自給老人喂食,後來又給老人請專業的護工照料,但突然有一天老人病情加重,醫生建議轉ICU治療,一天收費3萬,這時候就出現分歧了,兒子想治療但沒有錢,女兒經濟條件好,覺得沒必要轉ICU。沒能轉病房,老人第二天就走了。

  隨著社會的發展,我們陪診的確能在很多時候感受到,親情在很多因素干擾下淡漠了。我們沒法評價或干預太多,陪診員的服務從醫院門口接診開始,門診樓分別之後就結束了,這有限的幾個小時,對我們來說,能做的就是當好醫生和患者之間的橋樑。

  (文中人物為化名)

  文章來源極晝工作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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